无论是 SARS、MERS、埃博拉,还是本次的新型冠状病毒,这些病毒都导致了疫情爆发,让人类措手不及,并带来了巨大的伤痛。

尽管本次疫情尚未过去,但致力于预测下一次大面积爆发疫情的实验室已在建设中。

2007 年,中国的研究人员采集了来自蝙蝠的血液样本,并发现了一种叫作“HKU4-Cov”的病毒;五年后,MERS 在沙特阿拉伯爆发,当科学家们对 MERS 病毒进行测序时发现,该病毒的蛋白质序列与 HKU4-Cov 的几乎一致。Michael Letko 表示:

在所有可能的宿主中,蝙蝠受到的关注最大,因为它们已经进化出一种与病毒共存的独特能力,包括那些特别可能传染给人类的病毒。SARS 病毒、MERS 病毒、马尔堡病毒、尼帕病毒,埃博拉病毒,以及本次的新型冠状病毒都很有可能是由蝙蝠引起的。

第一,丢了“国际道义”分。疫情发生以来,中国奋力迎战,付出巨大牺牲和努力,为世界争取了时间。美国当局却隔岸观火,无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,在援助问题上口惠而实不至。不仅如此,美国高官还趁机在国际会议上诋毁中国制度,借疫情宣扬美国制造业“回流”,质疑世卫组织独立性……种种乘人之危、落井下石之举,有违国际道义。

中国有句古话,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。近期,美国股市10天经历4次熔断,造成恐慌性抛售的一个重要因素,是市场对当前疫情规模以及美国政府能否有效应对的担忧。奉劝美国少数政客,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攻击、抹黑、怨天尤人上,不如集中精力应对疫情,为世界各国携手抗击疫情、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。

第二,丢了“大国担当”分。美国政府因淡化疫情、应对迟滞而饱受争议,美国《大西洋月刊》网站刊文把矛头直指官僚主义、信息不透明以及决策失败等因素。面对质疑,美国一些官员不是痛定思痛、展现担当,而是炮制“中国源头论”“中国数据不完善论”“中国不合作论”等离奇论调嫁祸于人。美国《国家利益》一针见血地指出,随着国内疫情加剧和大选临近,一些政客将疫情危机归咎于中国,实际是为了转移对美政府的批评。

因为,由于疫苗和新的治疗方法距离人体试验还有几个月的时间,对抗病毒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要寄托于已有的药物。通过 Michael Letko 的实验,科学家们能够知道病毒是如何与人体细胞结合的,从而能够想出阻止病毒进入细胞的对策。 

根据这些实验的结果,Michael Letko 将建立冠状病毒特征描述系统,以及蛋白质相互作用的信息数据库,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个数据库快速标记可能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新病毒。

冠状病毒之所以如此命名,是因为其表面的突刺蛋白质放大后看起来像皇冠。这些突刺蛋白有助于病毒用来进入宿主细胞的,然后在宿主细胞里进行复制和传播。而刺突形状的细微差异决定了病毒可以感染哪种细胞——这正是 Michael Letko 研究的重点。

疫情告急,集中精力应对危机是一个负责任政府应有的担当。美国个别政客、媒体此时却大肆“甩锅”,把新冠病毒称为“中国病毒”,散播“中国制造有毒”的谣言,甚至抛出所谓“中国赔偿论”,借此煽动歧视仇外和种族主义,转移舆论关注焦点,为其应对不力推诿塞责。

除了已知的冠状病毒,如 SARS,Michael Letko 还从中国马蹄蝠身上采集了未知菌株。不过测试和验证结果需要时间,当时,他预估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完善这个系统——到 2019 年底,他就能从基因银行中提取一个序列,并在一周后得到这个序列的病毒的实验数据,比如是否能感染人类细胞、能感染哪些细胞,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渗入细胞。

疫情在蔓延,危机在继续,全球化时代的疫情需要全球合作应对,狭隘的民族主义、仇外和种族歧视有害无益,唯有国际社会各成员同舟共济,守望相助,人类才能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。

Michael Letko 补充道,他想尝试去提供这样的数据,并决定建立一个平台,对全世界收集的冠状病毒基因组进行实验性测试。他认为,如果人们想弄清楚下一次大面积爆发的疫情将源自于哪里,冠状病毒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,因为它们无处不在,还可以跨越物种屏障感染人类。如果人们能理解这些病毒的不同之处,就能创造出一个预测引擎来预测哪些病毒最有可能在人群中出现。

雷锋网获悉,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,Michael Letko 将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建立自己的实验室。在那里,他计划将项目的研究范围扩大,不仅研究不同的冠状病毒,还会研究这些病毒的蛋白质,因为蛋白质是病毒进入细胞、避开人类免疫系统的关键。

Kristian G. Andersen 自己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,不过,他的实验室可以利用 DNA 数据追踪埃博拉病毒、寨卡病毒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演变。他补充道,疫情当前,Michael Letko 的努力可能起到非常大的帮助作用。

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全球大考。作为世界大国,人们不怀疑美国应对危机的整体实力和能力,对美国参与国际合作抗击病毒寄予希望。美国个别政客、媒体却背离国际社会呼吁团结合作的主流民意,固守其“逢中必反”的冷战思维,在狭隘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的牵引下“跑题”千里,不断“丢分”。

整个 2018 年,Michael Letko 都致力于构建一个合成病毒颗粒系统。通过这个系统,他可以替换掉病毒的 RBD(受体结合域),然后通过仓鼠实验获知哪些 RBD 序列可以访问受体、进入细胞。2019 年 1 月,Michael Letko 开始进一步的实验,他将能够进入仓鼠细胞的序列复制粘贴到合成病毒颗粒上,再将其暴露在人类受体细胞中,并进行了感染潜力排序。 

自 2003 年非典爆发后,科学家们开始给予冠状病毒越来越多的关注,这种病毒类别众多,而且能在不同的物种之间传递——在公共基因组库 GenBank 上搜索“冠状病毒”,相关结果超过 35000 个,其中有来自羊驼、刺猬、白鲸等物种的冠状病毒;当然,还有在蝙蝠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。

雷锋网(公众号:雷锋网)注:研究人员对新型冠状病毒进行毒株分离

Michael Letko 从读博士时开始就对来自蝙蝠的样品进行测序,而他收集到的大多数基因组都跟冠状病毒有关。

2019 年 12 月,Michael Letko 开始把过去两年的劳动成果打印出来,并且准备将这些报告提交给一家期刊进行同行评审。随后,武汉新冠肺炎爆发,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,以前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现过。

1 月 10 日,中国科学家公布了这种病毒的基因组。Michael Letko下载了基因组并定位了 RBD 序列。通过实验,他发现,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 病毒十分相似,都是通过受体 ACE2 感染人类细胞,而这种受体在肺细胞中普遍存在。轻度病例会出现咳嗽的症状,严重则会引起呼吸困难。 

雷锋网注:新型冠状病毒的电镜照片,图自中国疾控中心

第三,丢了“媒体责任”分。大疫当前,国际社会只有团结才能应对挑战。美国一些媒体却戴着有色眼镜,诋毁中国的抗疫努力,煽动对华歧视。一些媒体报道中国疫情时不是关注病毒如何凶险、中国如何积极应对,而是大肆抹黑攻击,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,误导了受众对疫情严重性的判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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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从野外样本中分离病毒是很困难的。在实验室培养的细胞不像野生动物身体中的细胞,它们通常无法从自然界获取病毒生长所需要的物质。也就是说,科学家们无法让病毒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来进行实验。其次,从序列对病毒进行逆向工程是昂贵的,加之冠状病毒是所有 RNA 病毒中基因组数量最大的,只做一个就要花费 15000 美元。

抹黑中国、推诿甩锅,丝毫无助于美国疫情防控,无益于国际抗疫合作。正如多国国际卫生法学家在《柳叶刀》上撰文所说,基于恐惧、谣言、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措施,无法将人们从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事件中拯救出来。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·塔夫罗夫斯基认为,由意识形态偏见和双重标准引起的“政治病毒”,比新冠病毒危害更大。

Michael Letko 的想法似乎能够为人们在疫情防控方面带来重要的帮助,不过,这个计划实施起来困难重重。

如果相关数据在 MERS 爆发前就已经有了,那么科学家们就能及时知道 MERS 病毒的传播方式,以及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案。 

为了收集和生成所有这些数据,我们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。但这是值得的。

尽管本次的疫情暂未平息,不过,Michael Letko 已经在为下一次可能的疫情做准备了——他想收集更多由动物引起的病毒感染信息,并找出哪些病毒能够感染人类。Michael Letko 说道,“有了这些数据,我们才能预测哪些会成为人类未来的巨大威胁。”